宋人绘画向来以体物之深为世人称道,方闻先生更是将这类宋人绘画归纳为“状物形”体系,以区分于从元代逐渐兴起的“表我意”体系文人画。(1)在此十二帧《水图》卷后的题跋部分,历代识者虽多有溢美之词,但他们的核心赞语总结起来无非是“真活水也”。这个结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宋的山水画大家——郭熙。在他所著《林泉高致》一书中,提出了画家要具备“所览欲淳熟”的能力,“不淳熟”的具体表现就是“近世画工,画山则峰不过三五峰,画水则波不过三五波”。郭熙同时给出了解决之道,即“画水,齐者、汩者、卷而飞激者、引而舒长者,其状宛然自足,则水之态富赡也”。(2)郭熙的这段评述用今天通俗的话讲就是画家要具备画什么像什么的造型能力。能画出“真活水也”的马远无疑是符合郭熙的好画家标准。
郭熙作为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画家,对后世影响深远。马远的《水图》仿佛证明他也受到郭氏绘画理论的影响。既然历代俊贤都认为《水图》就是“状物形”的典范之作,这幅画作似乎不存在什么需要研究的问题,历代著录此画的言论也多集中在杨皇后的生平。一些记述更望文生义,将杨皇后自称的“杨妹子”指为皇后胞妹,还言之凿凿的说这个妹子叫“杨娃”,更有甚者,还因其经常为马远的绘画题诗,杜撰出一段杨娃与马远的情史。其实,早在元代,大儒吴师道就指出杨妹子即为杨皇后。(3)启功先生更是详尽的论述了为什么会出现杨皇后妹子这样的乌龙事件,盖因年代久远,将字迹模糊的钤印“杨姓”二字误解为“杨娃”。(4)这些笑谈恰恰是忽略了“赐予行为”与“状物形”作品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而去关心画作之外的风花雪月,才造成了至今为止,学界都没有能正视这件作品的价值。其实,郭熙还说过,画家除了具备“所览欲淳熟”的能力外,更要“所养欲扩充”。(5)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单要画的像,还要有想法,有理念。在历代的评价中,大家好像都对此图的理念问题集体失焦。这使得我有一探其中奥秘的冲动,而不是停留在浮夸的笔墨品评层面,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南宋画家的精神世界。
马远 《洞山渡水图》 绢本墨画淡彩 77.8×33cm 东京国立美术馆藏
一、南宋御赐书画的用章规制与《水图》的官方文书属性
杨皇后的墨迹流传至今的除了本文所论之《水图》十二幅外,主要还有马麟《层叠冰绡图》题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马远《华灯侍宴图》(图三)题诗、马远《倚云仙杏》题句、《无款宋人桃花》题句(以上三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楷书《薄薄残妆七绝册页》、《蔷薇诗团扇》(以上两件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楷书《四时节物七言诗》(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图书馆);马远《洞山良价渡水图》题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马远《清凉法眼禅师像》题句、马远《云门大师像轴》题句(以上两件现藏日本京都天龙寺);2013年香港嘉德秋拍流出一件楷书《清凉境界七绝诗》册页。
在这些作品中,有三件属于杨皇后的书赐行为。即马远《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清凉境界七绝诗》。以上三件有两个共同特点:1、明确赐予对象;2、纪年、名款章俱全,或二者功能和为一方印章。《层叠冰绡图》钤“丙子坤宁宝”、“杨姓之章”二印(图十三),知此图创作于宋宁宗嘉定九年,即公元1216年;《水图》钤“壬申贵妾杨姓之章”(图十四),知此图完成于宋宁宗嘉定五年,即公元1212年;《清凉境界七绝诗》钤连珠印“己卯”、葫芦形印“御书”(图十五),知为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即公元1219年。
南宋以前的绘画不钤盖画家私印,所以在观看宋代绘画时,不能以今之法度去量古人之体。文人画普遍钤印之风兴于元代,盖南宋宫廷仪轨的发展。南宋皇室题画跋不署名姓,而以押署或者专属印章体现。皇帝多用“花押”或者“御笔”指代,例如宋徽宗著名的“天下一人”花押。画名多以标题形式出现在画面主要位置。这一时期的皇家盖章属于官方行为,并不像后世文人画家那样去追求钤印的意趣,而更重辨伪功能及礼仪的作用。相比之下,文人画家钤印与作品构图、个人意趣有很大关系。
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常识性误解,南宋时期帝后钤盖的是“宝”或“章”,而非“印”。“宝”为秦制,初称为玺,皇帝具六玺。玺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多用于官方重要文告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文书,六玺各有不同的司职。汉以后,改玺为宝。宋初,皇帝除了拥有数枚宝之外,还在处理国内政务时兼用印。如“天下合同之印”,于“中书奏覆状、流内銓历任三代状用之”。(6)后因故废印不用,皆以宝代之。宋徽宗在位时,在门下省特设符宝郎四名,其中两人以中人充,掌宝于禁中。对于“宝”的使用,宋代有明确的规定:“镇国宝、受命宝不常用,唯封禅则用之;皇帝之宝,答邻国书则用之;皇帝行宝,降御扎则用之;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则用之;天子之宝,答外国书则用之···”。(7)宝为玉制,印为金属制。皇后用宝的体例是参考天子的执行,只是在尺寸上略小于天子宝。宋代的宝、印都是按照材质、尺寸区分等级的,等级越高尺寸越大,材质越名贵。以宋初宝印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这一事实来推断,虽然宋徽宗之后合二功能为一,但应该还是通过印文及印的大小区分了对内的“私宝”与对外的“国宝”的适用范围。另外,“杨姓之章”与“丙子坤宁宝”在赏赐书画上的混用,说明在南宋时,具有私印萌芽的章首先在后宫的生活中运用。章的篆文更加轻松,随意,也更加强调个人的兴趣爱好,如“壬申贵妾杨姓之章”、“坤宁之殿”。但是,在本文讨论的赏赐书画上,与章、宝同时出现的纪年章或篆文,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这些用章用宝还是官方行为,而非私情。因为,宋代无论是宝还是印的使用,其重要作用就是防伪。为此,宋仁宗景祐三年,负责铸印的少府监尝柬言生产一种防伪印,其重要防伪手段就是用纪年、月精确纪录使用时间。
“频有人伪造印记···次一匝篆寅印十二辰,亦十二字;中心篆正字,上连印钮,铸成转关,以机穴定之。用时逐月分对,年终转逮十二月,自寅至丑,终始使用。”诸官文书皆印年月日及印封”。(8)
以上讨论的杨皇后书赐行为作品均强调纪年,说明也是出于防伪目的。而从存世的南宋帝后书画中,凡是非写明赐予对象的书画,绝无纪年章的现象也可为我们的推论提供有效旁证。通过对宋朝用印、用宝制度的简要说明,我们获得这样两个重要信息:一、南宋的赐书画行为是一种官方的奖赏体制,有专门的衙署负责用宝、用章,并非即兴行为。在此,我们再举一例。现藏于日本东京都根津美术馆的南宋马麟画《夕阳山水图轴》,上面有宋理宗的题诗,并书“赐公主”,钤“御书”朱文章及朱文纪年章“甲寅”,由此可知,此幅作品的赏赐行为发生在宋理宗宝佑2年(公元1254年);二、马远《水图》的赐予行为发生在宋宁宗嘉定五年,即公元1212年。在现存的杨皇后书法中,马远的《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清凉境界七绝诗》书体一致,体例合规,三本相互印证可知《水图》书法应为杨皇后真迹。
马麟 《层叠冰绡图》 绢本设色 101.7×4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水图》的赐予对象及历史背景
既然《水图》是皇家赏赐给“大两府”的官方文书,这就更加说明《水图》十二张不可能只是“真活水也”的名家写生性质作品。要解开《水图》的真正含义,赐予对象“大两府”的具体所指将是关键所在。遍览《宋史》,我们也很难发现“大两府”三个字。在宋代的统治机构中,皇帝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家机关。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宋代设中书门下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內堂,称政事堂,是中央的行政机构,掌官为宰相。宋初把军权从宰相的手中分出来,设立枢密院,掌握全国军事,长官称枢密使。宰相与枢密使平权,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
王明清的《挥尘录·后录》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9)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可谓家喻户晓,正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拥兵自大的历史重演,宋朝才设置了这种相互制约的行政手段。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两府制也使政府的运作效率大打折扣,特别是在遇到战争的时候,这种制度很容易贻误战机。宋神宗的御史腾达道就曾指出二府共同执政的弊端:“夫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10)既然两府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平权、制衡,那么皇帝在任命二府长官的时候,正常情况下,自然不会安排同一个人兼任此要职。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杨皇后要赐予的“大两府”是指东府、西府吗?如果是的话,这岂不是一次宋代版“二桃杀三士”的历史重现?明明在现实中是存在矛盾的二府,皇后何苦要拿一卷《水图》来难为他们?
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就得回到杨皇后的时代。《宋史·列传第二·后妃下》载:
“恭圣仁烈杨皇后,少以姿容选入宫,忘其姓氏,或云会稽人。庆元元年三月,封平乐郡夫人。三年四月,进封婕妤。有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遂姓杨氏。五年,进婉仪。六年,进贵妃。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11)
通过《宋史》的纪录,我们得知杨皇后是在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被正是册立为皇后的,而宋宁宗在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闰八月卒,宋理宗继位。结合《水图》的赐予行为发生在公元1212年这个历史事实,是否存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在上述几个时间点上满足其职能高于“二府”之上,如果有,他就是本文的主角——那个《水图》的赐予对象。
宋代官制经过北宋初、元丰年间、元祐年间、政和年间至南宋,历经数次调整。及至本文故事发生的年代,与“两府”称谓相关的东府主官被正式称为宰相,具体分为左丞相、右丞相,副相称之为参知政事;西府的主官称之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查检《宋史》相关篇章,我们看到从杨皇后被册立前后至宋宁宗薨这段时间内,有三个人的职位真的可以称为“大两府”,他们分别是开禧元年被拜为“平章军国事”的韩侂冑,嘉定元年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钱象祖以及同年稍晚的继任者史弥远。而最后这一个史弥远更是从嘉定元年始,在宁理二朝,独掌相权二十余年。在他当政的这段时间内,南宋朝廷的二府制已经名存实亡 。而《水图》的赐予行为正是发生在嘉定五年,恰值史弥远执政。也就是说,《水图》的第一个所有者就是南宋权相史弥远。
那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让宋宁宗放弃了祖制呢?这就得从废除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韩侂冑说起。开禧元年,他被拜为“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上”。这不是太师一样的正一品虚职,而是实权派,且高于丞相!这个官职起于北宋,原称“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那时候还更像是一个殊荣,以表彰文彦博这样的勋贵重臣,说起来更像是今天的顾问,并不需要每日上朝。即使这样,能够任此职者也廖若星辰,整个北宋也只有四人,分别为文彦博、吕公著、蔡京、王黼。韩侂冑显然并不满足于一个名誉顾问,他要的是实权,所以去掉了“同”字以及“重”字,就是说,他要事无巨细一管到底,一日一朝。这样一个“立班丞相上”、“省印亦归其第”的重臣,着实堪称“大两府”。
成就韩侂冑事实上独裁者地位的契机就是发生在南宋的开禧北伐。韩侂冑任“平章军国事”是在开禧元年7月,即公元1205年。开禧北伐发生在1206年,为了集中全国的人财物,便于行事,宋宁宗才打破了祖宗的常规之法,将两府职能授予一人。宋宁宗不仅在人事上进行改革以备战,还在舆论、财政、军事等方面动作频频。首先,在政治上,宋宁宗为岳飞平反,《宋史·岳飞传》:“嘉定四年,追封鄂王。”(此处误将嘉泰四年为嘉定四年)(12)同时,又清算了秦桧的罪过,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二》:“开禧二年四月,追夺王爵,改谥谬丑。”(13)其次,在政务上充分准备,采取了一些临战措施,以加强战时的行政效率。最后,在军事上征兵、实行经济激励机制,并且寻找开启兵端的借口。这一步步的精心谋划说明宋宁宗与韩侂冑等主战派是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北伐统一中原。“开禧”这个年号也透露出他们的志向,“开禧”源于宋太祖开宝与宋真宗天禧这两个年号,有不忘故土,恢复祖宗基业的寓意。
北伐虽然失败,韩侂冑也因此事被诛。但是,哪怕是接任韩侂冑的史弥远能够领二府之职,其缘起都是与南宋后期的军事形势以及国家意志相关。杨皇后虽然知道南宋政府暂时打不过北方政权,但是恢复中原的初衷并未改,至少在官样文书中不能改。史弥远事实上执行的是绥靖政策,但在口头上还是要抗金的,否则,连他的“大两府”都没有存在的前提了。从“大两府”这个因北伐而生的政治怪物来看,它与北伐、山河、统一这些概念的关系最为紧密。
在确定史弥远与《水图》的关系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杨皇后因何事要赐其十二张《水图》呢?从我们对“大两府”的概念猜想与推断来看,这个“大”字意味深长,与江山一统息息相关。不论是钱象祖、史弥远还是韩侂冑,在他们取得“大两府”的职权过程中,都伴随着血雨腥风。而这三个字天然的是一个独裁者的最佳注脚。针对这样一个机构或个人,还有谁会相信《水图》只是卷后俞允文题跋下的“艺匠纵横,尤能曲尽水之变态”的“状物形”作品呢?杨皇后又怎能将一组写生稿赐予“大两府”的当家人呢?这些疑问都让我对《水图》的真正含义产生了研究的欲望。
杨妹子 楷书《清凉境界七绝》 册页 绢本 龙美术馆藏
三、《水图》与十二州概念的对应关系
历代述及《水图》都会谈及杨皇后的书法以及她的传奇人生。当然,马远的艺术成就也是必须要评述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却被忽略了,那就是《水图》为什么是十二张?中国人对数字的迷恋主要源于道家文化。老子《道德经》即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4)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碰到的与十二有关的词语如:12个月,12个时辰,12属相,12地支等等。这些数字从字面上看都与天文历法有关,《左传·哀公七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15)这些与数字十二有关的信息告诉我们,十二《水图》是法天之作,而且用到了“天之大数”。
再说水,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人就是大禹,大禹治水是国人熟知的上古传说。大禹治水的结果就是:“茫茫禹迹,画为九州”。(16)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用九州代指中国的典出之源。何为“州”?《说文解字》【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曰州。”(17)也就是说,九州与水有关。中国今天还保留着很多带有州字的地名,例如:杭州、苏州、扬州等等,不胜枚举。那么,中国最初的九州是哪几个呢?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些复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都有记载,他们有交集又有分歧。综合各书所言,计得十二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并州、营州。各书对于九州记述的出入正体现了这一概念的发展特征,也说明数字“九”只是虚数,言多,言大,象征统一的疆域。不同时期的书籍在计算国土时,当然有些许变化。对于这其中的衍变历史,胡阿祥先生所著《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18)中有详尽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从上述分析来看,同时与法天的数字十二以及水这个主题都有关系的文化概念,只有“十二州”。那么,十二《水图》有没有可能是仿十二州概念而成的应制之作呢?要证明这一假设,我们还得从画作本身入手。
这十二张作品,除卷首第一张只剩半张残纸,跋文已逸外,其余十一张作品都有宋宁宗杨皇后亲自题写的画名,分别为:洞庭风细、层波叠浪、寒塘清浅、长江万顷、黄河逆流、秋水回波、云生沧海、湖光潋滟、云疏浪卷、晓日烘山、细浪飘飘。在这十一个标题中,只有“洞庭风细”明确的点名了马远描绘的主体所指。不看画面的话,这一标题显得有些突兀,与其余的似乎不是出于一个命名逻辑。除此之外,“晓日烘山”也稍显特别,明明是《水图》,其它十个标题也都直接与水有关,只有这个仿佛另类。再展《水图》画卷,是幅前景虽也是浩渺的水面,但画面一座山峰却占据了大半的尺幅,山上一轮红日更加夺人眼目。结合题目再览,这幅立意竟在“日出”,水面只是个配角。这两张“水图”所透露的蹊跷之处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我们前文的判断——《水图》不是一组简单的再现之作。
既然我们猜测这组法天之作与十二州概念有关,那么,他们之间是否能建立起对应关系,就成为我们推论成立与否的关键。为了确定这种关联性,我们先要考察画家所仿照的对象——十二州。现摘录《尚书·禹贡》中对各州地理位置的描述如下: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19)
很明显,《禹贡》所列的济河、海、岱、淮等山川是九州划分的地理坐标与依据,并未用特定山川去指代某州。以淮河来说,它既是徐州的南部边界,又是扬州的北端界河。这样一来,如果用大的坐标来对照十二州,远远不用十二条水系。更何况,还有青州仅以海、岱来界定的个案。正如《说文解字》对“州”字的解释一样,它天然就是因河而生,因人的活动而生。正如我们今天经常将黄河、长江比作母亲河一样,这里的河与生活在周边的人是生命共同体。也就是说,某州必定有某河。再细读《尚书·禹贡》,这一判断的正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拿在字面上与河不相干的“海、岱惟青州”来考证,《尚书·禹贡》在这句话后紧接着阐释道:
“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 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 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20)
这一篇的主旨是探讨青州的土地、物产、税收问题,同时提及用于交通的四条河流:潍水、淄水、汶水、济水。考《尚书·禹贡》所载其它各州的记述,皆如此。计:冀州述及黄河、漳水、恒水、卫水;兖州述及黄河、济水、澭水、沮水、漯水;徐州述及淮河、黄河、泗水、沂水;扬州述及淮河、泗水、长江;荆州述及长江、沱水、潜水、汉水;豫州述及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黄河;梁州述及潜水、沔水、渭水、黄河;黑水到西河之间是雍州:雍州述及弱水、泾河、渭河、漆沮水、黄河、沣水。
《史记·五帝本纪·注》说:
“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21)
《尚书·禹贡》中未及描述的三州,在《周礼·职方氏》中被这样纪录: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川曰虖沱、呕夷;其浸曰涞、易”;“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貕养,其川河、泲”。(22)
另,《尔雅·释地》载:“燕曰幽州,齐曰营州。”(23)
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述:“淄水又北迳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24)结合营州与齐的关系,如果参照《尚书·禹贡》的界州体系,应该这样描述:淄海惟营州。也就是说,以汉代人对十二州的定名,青州南端的界山为岱岳,东部的界河变为淄水,而不再是海。幽州因为含括地域过于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全境、辽宁南部以及部分朝鲜地区,所以所涉及河流也众多,比较大的水系包括易水、海河、辽河等。
到此,我们已经将古十二州与其境内比较大的水系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水图》如果是假借水来暗示与它们相关的州,那么,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事实果真如此吗?假设马远要从这众多的水系中去选取一些能够指代其州的物像进行描绘,他会怎样做呢?水无疑是抽象的,如果从大的分类上去表现,那么,江河湖海还好办,而此河与彼河又如何分别呢?对于那些特点鲜明,广为世人所知的河流,以马远的才能,直接抓住特点进行再现即可。而那些没有突出特点的河流又如何表现呢?我们能否将十二《水图》分别与它的描绘客体一一对应是证明其与十二州是否有关联的最佳办法。
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先来看看马远所画《水图》的大致分类:
一、 明确所指——洞庭风细、长江万顷、黄河逆流、云生苍海
二、 有参照物——寒塘清浅、晓日烘山、秋水回波、湖光潋滟
三、 描绘物态——云疏浪卷、细浪飘飘、层波叠浪、无名半幅
从分类中,第一类很容易与十二州建立起关联。在十二州中,与长江有关的州是荆州、扬州;与黄河有关的是冀州、梁州、豫州;与洞庭有关的是荆州,按《尚书·禹贡》所说,古荆州包括今天湖北与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与大海有关的是营州、徐州、扬州。用排除法,我们可以明确的将洞庭风细与荆州相对,长江万顷与扬州相对。
“黄河逆流”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黄河的一种流淌状态,并不能准确的判断它的地点,但这一非常态恰恰就透露了关键信息。《水经注·卷四 河水》:
“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25)
由郦道元的注释,即使我们今天不看《水经》的人也会知道,这里的大河在龙门逆流指出了具体的事件,即大禹治水的起因——黄河泛滥;指出了具体的原因——河道不畅,吕梁挡路;指出了这段黄河的位置——龙门以西(按:即禹门口,在今山西省河津与陕西省韩城之间,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故名),因黄河自西来,东流去,在山陕分界处遇阻,故黄河逆流发生在今陕西一侧,也就是古时的雍州,而与其它州无关。
对“黄河逆流”这幅作品的分析,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马远所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然之水,而是假借自然之水态去呈现文化概念上的水。这幅作品用典巧妙,将当时文人广泛了解的《水经注》作为创作的背景,不露痕迹的将“雍州”这一本义植入到画作之中。马远的良苦用心也道出了南宋院画家的创作方法,即立意必须建立在最普遍的集体认知之上。但有些水在各州都是最广为人知的,比如黄河,在雍、豫、徐各州都流经,又有哪条河流能比黄河、长江还具有辨识度呢?
于是,马远采取了假借的手段,以“晓日烘山”来说,虽是水边山,与水有瓜葛,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此卷的画眼在山不在水。那么,在十二州之中,哪一州的山比水要著名呢?答案是简单明了的,青州。前文已经总结出,青州在十二州体系下与汶水、济水、岱岳有关,而《禹贡》体系下的潍水、淄水、大海这些标签则被营州继承。试问,在华夏寰宇之内,还有哪个地标比岱岳更为重要?济水虽然与黄河、长江、淮河并称四渎,但即使在四渎以内,它也是最为弱小的。四渎之中,也只有黄河、长江可与岱岳同争日月,其他如淮河、济水根本无法比肩。从马远的创作角度出发,他虽没艰难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但也得量入为出,谨慎用典。因为一个州能同时拥有四渎、岱岳的情况不多,他必须分配好角色。至此,我们知晓了为什么十二《水图》之中单单一幅以山为主题,马远是两利相权取其重。
在给“晓日烘山”找归宿的过程中,我们涉猎到一个概念——四渎。既然马远在表现青州时雪藏了四渎之一的济水,那他一定另有妙用。济水在四渎之中有何特点可资利用呢?
考《水经注·卷七·济水》,济水的重要特点有两个:1、横贯黄河自不浑;2、平流不险。究其原因是“潜行地下,至共山南,复出于东丘”,(26)济水系地下水溢出,平地为源,不像其他大江大河发源于高山深谷,急流而下。加之其流经地域多石灰岩地质构造,潜行地下的济水当然过黄河而不浑。因济水而得名的济南就是因为这种地质特点才被称为泉城。关于济水,历史上还有一段更为有趣的描述,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奸臣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上》载唐太宗与大臣许敬宗的一段对话——帝曰:
“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对曰:“渎之言独也。不因馀水,独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运而为四时;地有五岳,流而为四渎;人有五事,用而为四支。五,阳数也;四,阴数也,有奇偶、阴阳焉。阳者光曜,阴者晦昧,故辰隐而难见。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27)
这段对答道出了济水虽“细”,而能为四渎的原因。我们虽无法考证原话是否为唐太宗所言,但至少在该书作者欧阳修生活的时代,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以济水之“细”,之“独流”比德是个通用创作手段。马远用意之深可见一斑,济水对应的就是“细浪飘飘”,个中原因应该不用再赘述了。这样,马远运用比德拟人的手法使济水在兖州复活了。
从马远在创作“细浪飘飘”时选材运物的视角来看,其用心真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我们再来研究另外一个特殊的题目:“湖光潋滟”。在《水图》中,两次明确提到“湖”这一水体,鉴于“洞庭风细”已经确认归属,那么,剩余诸州有谁与湖有关呢?以我们今天对地理的了解,在我们还没有界定的幽州、并州、梁州、豫州、徐州、冀州、营州之中,联系湖在北方、西方都另有别称,再加之与长江有关的二州都以排除,能够直称为湖的水体也只能出现在淮河流域了。结果已经呼之欲出,在我们还没有界定的州中,只有徐州的命名与淮河有关。《尚书·禹贡》与徐州有关的描述中,只提到“大野既猪”。这里的“大野”即为大野泽,据与马远同时代的蔡沈所著《书集传》记载:
“大野,泽名。《地志》在山阳郡巨野县北,今济州巨野县也。巨,即大也。水蓄而复流者谓之猪。”(28)
蔡沈在论述徐州的界河时,曾指出淮河是徐州最大的水系,而且水患也主要发生在徐州,究其原因是这一地区地势低洼。那么,宋代与淮河有关的湖泊又是怎样形成的?又为何今夕迥呢?这就要归罪于黄河的泛滥了。历史上黄河多次侵泗借淮入海,入海口并不是今天的山东东营。黄河侵泗,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河渠书第七》。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黄河决酸枣,东溃金隄,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之后,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泗淮”。(29)此次决溢,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塞。黄河流经泗、淮23年。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年),据《旧五代史·晋书》:
“滑州河决,漂注曹、单、濮、郓等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济。”(30)
黄河泛滥的结果就是使巨野泽变成了由蜀山湖一样的小水体连缀而成的八百里水泊。与今天的地理知识不同,梁山在古人的世界里属于徐州,八百里水泊自然也就是徐州的湖泊。入宋后,黄河决溢次数逐渐频繁,黄河长期夺泗淮入海始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31)斗转星移,今天的八百里水泊只遗留下东平湖,而在马远的时代,那片水域曾经是徐州的象征,创作“湖光潋滟”也就不足为奇了。
徐州的界定为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营州。如前文分析,在与大海有关的州之中,扬州、徐州已经各有所属,那么“云生苍海”自然是营州的写照。
至此,我们再将视线投向遥远的北方,“寒塘清浅”入得眼帘。从字面来看,“寒”字自然可以指代北方,但也可以暗示季节、天气,它肯定不是解题的锁钥之在。“塘”字很特别,这是《水图》中又一个全新的水体,我们之前讲到了四渎、湖,现在来看看何为“塘”。《说文解字》【口部】:“大言也。”清段玉裁注:“引伸为大也。如说尚书者云。唐之为言荡荡也。见论衡。又为空也。如梵书云。福不唐捐。凡陂塘字古皆作唐。取虚而多受之意”。(32)由是知,“塘”为蓄水用,又称“陂塘”。唐代韩愈在《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中写到:“筑堤扞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33)韩愈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陂塘的属性,总结下来就是借用原有的水体,经过人工整饬,形成的具有蓄水功能的工程。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池塘”、“鱼塘”这些词语就是源于这个含义。“塘”除了蓄水这个功能以外,一个重要的排他要素就是“人工”参与,如果没有这个要素,就不能称之为“塘”。
这就让我们有点摸不到头脑了,在已经分析完的前几幅画作中,马远采用的象征物都是岱岳、四渎、洞庭这样的具有非凡意义的水体。人工的“塘”在华夏大地还不是比比皆是,有哪一个“塘”可以指代某州呢?查阅古籍,我们不难发现,还真有一个“塘”大到必须浓墨重彩的记上一笔。《宋史·志·第四十五》载户部侍郎苏辙上疏言:
“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34)
在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的这份奏疏中,苏辙旨在探讨黄河是否需要人为的再改道南流,这其中有利有弊。他认为黄河东流入海有利于边防,具体措施就是在契丹与北宋边界的低洼地带,引黄蓄水为塘,以阻止契丹的骑兵势头。这无疑是一项国家重大工程,这样举国修建的“塘”倒的确有可能成为马远的选材范畴。又《宋史·志·第四十八》记载,从北宋开始,边臣为了阻止契丹骑兵犯境,利用冀州境内低洼地势,引漳河、滹沱河、御河水修建防御工事“塘泺”。“塘泺”由一系列的深度从浅则三尺,深则一丈三尺的塘、泊、淀组成。(35)今日河北的白洋淀就是这一工程的历史遗存。文中对塘泺的水文特点进行了详述,最深不过丈余,浅处只有三尺,实乃“清浅”。行文至此,虽然内心有小喜悦,毕竟“冀州”已明。但旋即又悲叹怅惋起来,我不得不钦佩马远的所思之深。“塘”在马远的《水图》体系里,是一个与人事有关的自然景观。它曾经是北宋边臣抗击契丹的防御工事,曾经因建塘而置太祖陵寝于危难之间。但在马远创作这幅作品的时代,塘泺已经为贼寇所据。我想起了唐代诗人赵嘏的《寒塘》:
晓发梳临水,寒塘坐见秋。
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36)
全诗弥漫着离别与乡愁的情绪,在秋水的映衬下,鸿雁的飞离凸显作者的孤独、寂寞。在古人的诗词里,寒塘——鸟影——离别是一个经典的象征体系。例如,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诗:“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37)
由“寒塘清浅”的析判,我们注意到马远创作《水图》的另一个特点,既“格物移情”。在表现已经失去的故土时,他将离情别绪满满的注入画面。在剩下的几个选题之中,“云疏浪卷”、“层波叠浪”、“秋水回波”、“无名半幅”与“豫州、并州、幽州、梁州”还没有对应上。如果以马远的创作方法来看,“云疏浪卷”这样的明媚之词肯定不会与“幽州”这个宋人的伤口去匹对。同样,“层波叠浪”表达的是连绵不绝,源远流长,气势撼人,马远更不会用。那么,幽、并两个北方之州只能对应“秋水”、“无名”二作。
细观“秋水回波”一图,画面两只飞起的大雁让我不由得心动。以常识来判断,作为候鸟,大雁秋飞,离开的一定是北方。对于我们而言,最关心的就是它从哪起飞?大雁迁徙经过我国主要有3路线,一个是西太平洋,主要是从阿拉斯加等到西太平洋群岛,经过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第二条路线是东亚澳洲的迁徙路线,从西伯利亚经过新西兰,经过我国中部省份。第三条路线是中亚、印度的迁徙路线,主要从中亚各国到印度半岛北部,实际是从南亚、中亚各国到印度半岛北部,经过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经过青藏高原等西部地区。这三条路线与我们探讨的问题直接对应地点就是幽州、并州。这两个北方之州恰巧都在迁徙路线上,这就使得问题变复杂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还是了解一下画眼——大雁。大雁迁徙大多在黄昏或夜晚进行,旅行的途中还要经常选择湖泊等较大的水域进行休息,寻觅鱼、虾和水草等食物。“湖泊等较大的水域”是个重要的信息,这说明“秋水回波”所绘的背景具有这一特点。从《周礼·职方氏》的记述看,并州有薮曰“昭余祁”,幽州有泽曰“貕养”。不难判断,这二州的湖泊还是有区别的,“薮”是草多,水浅;而“泽”与之相反。
这样说来,大雁应该选择了水草丰美的“昭余祁”,即并州。因为此时的幽州应该连“貕养”也不在其境内。前文已经说到“州”的区域界定是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的。《尚书·禹贡》中并未提及幽州,魏晋以后,幽州辖境日渐缩小,至北魏时仅领燕、范阳、渔阳三郡。而在后唐的时候,大将石敬瑭为了争取契丹对他在军事上的支持,以燕云十六州为交换条件,最终取得了政权,是为后晋。也就是说,唐末五代的汉人如果还怀念幽州的话,也只能是这被割走的十六州。所以,宋人也称之为燕云十六州,这正是北宋与契丹结下世仇的原因。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这样看来,《周礼·职方》记述幽州的大部分标志性山川、河流都不在此境,“貕养泽”据记载在今天的山东莱阳。
除了地理上的一些考据外,大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证明它飞经的不是幽州。正如我们在“寒塘清浅”里习得的知识,鸟影的出现暗示的都是与人有关的事情。既然两宋从建国开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治理过燕云十六州,怎么会有故人需要牵挂呢?也就不需要大雁来传递书信了。但是,并州则不同,在靖康之变以前,它还在北宋的版图之内。据文献分析,昭余祁这个古湖位于太原盆地中部,约在今介休以北,平遥、祁县、太谷以西,文水、汾阳以东,方圆数百里,是当时山西境内最大的湖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马远的祖籍即是河中(今山西永济)。对于马远而言,有太多的思乡情结需要鸿雁传书。如果说“寒塘清浅”表达的是国家层面的离别、思归,那么,“秋水回波”就是马远的一封家书,并州是他的精神故园。
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十二《水图》中唯一的既没有标题,画面又不完整的竟然是幽州!如果没有之前的推论,我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削足适履,望图生意。虽然当今画界在论及马远、夏珪的山水画时,因为他们的图示具有经营边角的特点,故被戏说为马一角、夏半边。更有甚者,竟将这种图示的产生归咎于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现实。但眼前的半幅《无名水图》又的的确确应对的是幽州。我们虽然知道,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于是北宋预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辽天祚帝赶到燕山以西之后,于1123年二月把太行山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这七州也基本上等同于当时的半个幽州吧,但我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半幅画面的现状归结为马远的妙计,也许这只是历史的巧合。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找回了幽州,这还是值得为之一展笑颜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毕竟只剩下二选一的问题了。那么,“云疏浪卷”、“层波叠浪”与“梁州”、“豫州”是如何产生对应关系的呢?以词意来看,一个是愉悦,一个是赞颂。在宋代,有哪个洲需要马远来赞赏呢?是的,就是这么简单,“云疏浪卷”对梁州;“层波叠浪”对豫州。说到豫州与宋朝的关系,一则,北宋的国都汴京属豫州;二则,宋太祖出生于豫州;三则,宋这个国号源于赵匡胤在后周所领归德军节度使一职的治所,其为春秋时代宋国故地。而归德军驻地也属豫州,就是说,豫州是宋的龙兴之地。对于豫州,对于这个宋王朝的象征,马远当然要使用“层波叠浪”来祝福它皇嗣永祚。
再说梁州,它的地域界定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梁州虽在九州之内,但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都没有对它进行有效管理。《尚书·禹贡》所说的梁州与华阳、黑水这两个地标相关。在汉以前,史书上对梁州的界定应该相当于今天的甘肃、青海,就是雍州之西南的广大地区。那时的黑水是与昆仑山相联系的地理概念,如《山海经·海内西经》:
“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 (38)
《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39)
西汉时,随着地质的变迁,河道淤塞,人们无法在《山海经》描述的区域再找到那条河流。人们再谈及梁州时,它的地域已经变迁到今天的云贵川,因为他们再次看到了黑水的存在。《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县二十四:滇池···有黑水祠···云南,雟唐,周水首受徼外。”(40)正是汉武帝对边疆诸夷的一系列用兵讨伐,才使得中央王朝第一次从古梁州,西汉的益州郡获得赋税,实现了切实的管辖。从此以后,古梁州通过黑水这一历史记忆逐渐转换为益州,而益州又通过黑水逐渐转换为云南这一具体的县治。《书集传》载:
“程氏曰,樊绰以丽水为黑水,恐其狭小不足为界,其所称‘西洱河’者,却与《汉志》叶榆泽相贯。广处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别二州,其流又正趋南海。又汉滇池即叶榆之地。武帝初开滇雟时,其地古有黑水旧祠,夷人不知载籍,必不能附会。而绰及道元皆谓此泽以榆叶所积得名,则其水之黑似榆叶积渍所成···”(41)也就是说,在马远生活的年代,知识界已经将滇池基本上等同于黑水了,进而将之与梁州建立起联系。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云”字在《水图》标题起首的位置出现两次,一是“云生苍海”,一是“云疏浪卷”了。对于象征营州的大海来说,其参照物只能是天,故而云是唯一可以入画的物像;而对于梁州这个蛮夷之地,马远所能了解的只是文字记载中屡屡提到的云南。
对于梁州这样远离汉文化中心的地域,人们对他的了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自然,在艺术家的笔下,也就很难像表现中原诸州那样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对于这些州的呈现,依靠的是画家基于文字记载所能驰骋的想象力。《汉书》只提到“云南”这一县名,并未有为何叫云南的解释。在《后汉书》中,唐代李贤等关于云南的注释已经增加了“···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结,···”的字迹。(42)我们不用去考证云南之说的由来,但是,至少在马远的时代,用云南指代西南夷已经是通行的做法。《唐书·艺文志》有袁滋《云南记》;《宋史·艺文志》有樊绰《云南志》。但是,与对其它州的了解不同,马远那个时代能亲身到过西南夷滇池的人定是凤毛麟角,他对梁州的表现只能是一种想象。唯一能够让画家利用的就是关于“云”与这个州的传说,“云疏浪卷”应运而生。
在赘述万余言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将马远《水图》与十二州建立起完整的对应关系了。半幅无名残卷对幽州;洞庭风细对荆州;层波叠浪对豫州;寒塘清浅对冀州;长江万顷对扬州;黄河逆流对雍州;秋水回波对并州;云生苍海对营州;湖光潋滟对徐州;云疏浪卷对梁州;晓日烘山对青州;细浪飘飘对兖州。有人也许会疑问,南宋画院画家会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吗?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我们从以下两个角度换位思考一下即可。其一、我们对画院画家的职责有所误解,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式多会将院画家与画工划等号。但从本文前面对赏赐书画用印的制度来看,院画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图像类官方文书的草拟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就不会怀疑一个待诏会缺乏履职所必须的文化修养。其二、宋代的出版印刷业空前发达,尤其是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大量的类书、典籍,如《尔雅》、《汉书》、《周礼疏》等广为流传。知识通过印刷术加快了传播的速度与广度。试想一下,南宋宫廷的官员想通过这些典籍获得一些可资借鉴的知识会是一件难事儿吗?很显然,南宋院画家完全有可能具有创作象征十二州《水图》的知识储备。《宋史》曾记载广东主帅连南夫提醒朝廷小心金国使诈的一段话:
“不信亦信,其然岂然?虽虞舜之十二州,皆归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当念尔欺!”(43)由是知,在南宋时,文臣武将已经习惯性的使用“虞舜之十二州”指代江山一统,而且将这一用典方式等同于“商於之六百里”所具有的普遍性认知。我们再来看看另几件南宋的绘画作品,一件是传为南宋王洪的《潇湘八景图》(图十六,现藏);第二件是传为李嵩的《西湖图卷》(图十七,现藏上海博物馆);最后是传为叶肖岩的《西湖十景图册》(图十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画作上的景色或者通过形象,或者通过命名,都能与今天的实景一一相对。这说明,在南宋时期,实景创作是画家惯用的手段。这个实景是指经艺术家诗意化后的自然景色,今天西湖十景的四字命名体系中,如“平湖秋月”、“苏堤春晓”等等与《水图》标题即是受同样文化背景影响的体现。
四、南宋理想国的生成与图像化
至此,《水图》的授予对象、创作年代、创作手法、题材内容都已经清晰可见。在这个解密过程中,对于《水图》与十二州的关联性,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如果综合考虑南宋帝后赐画、题书画的规制;“大两府”产生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我们就会发现,绘画——帝后题赐书画——钤印——权臣之间的确存在一条隐密的线索,绘画在宋朝的某种实用功能被我们忽略了。相反,正是我们经常脱离时空维度地去品评宋画的行为造成了今天的种种误读。
宋宁宗杨皇后将象征十二州,也就是一统江山的《水图》赐予“大两府”——这个因北伐而催生的机构,其含义已经赫然纸上。虽然,汉代人将“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归功于上古时代。但是,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划分十三刺使部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以“十二州”指代天下是汉代的事情。除了划分十三刺使部这一行政手段外,汉武帝还通过泰山封禅这一礼仪形式向天下宣告大一统的实现。汉代班固《白虎通议》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44)
泰山封禅从一开始就与儒生脱不了干系,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也就是统一六国后的第三年,始皇东巡郡县,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天下第一山”——泰山下,商议封禅的典礼,以表明自己当上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汉武帝的这些行为完全是按照儒家的治国精神去实践的,这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何为“独尊儒术”。宋朝在国家制度上是继承唐的衣钵,而在理念上则远承汉儒的精神。汉唐的大一统王朝对于整个宋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这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宋的国是制定与执行。宋宁宗开禧年号来源于宋真宗的“天禧”,正是这位宋真宗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次泰山封禅。“泰山封禅”使得汉武帝、宋真宗都被串联在儒家的线索里,对这一儒家礼仪的推崇说明这两个帝王有着相似的天下观。
宋宁宗通过年号“开禧”向世人表明,他与先祖有着同样的政治抱负——统一天下,这个理想国的视觉化就是马远的十二《水图》。统一的理想国一直是南宋的希冀,杨皇后通过将这一理想国的视觉符号——《水图》赐予守土有功的“大两府”,是在褒奖史弥远,也是在激励他。前文从用印这个细节论证过《水图》具有某种官方文书的意义,在这个语境下,马远的作品已经不是一幅仅供欣赏的画作,而更像是一个图文并茂的奖状。此说并非空穴来风,马远曾任南宋画院待诏,这并不是一个官职,只是一个对匠人的尊称。五代后蜀蜀主夏昶创立的翰林图画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由此可知,画院应该是翰林院的一个下设机构。《宋史·志·第一百一十五·职官二》:“翰林学士院···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赐大臣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诏书;余官用敕书;···大诏命及外国书,则具本取旨,得画亦如之。”(45)从秦始,“诏”为局部命令,而“命”则为全局性的制度代称。《宋史·职官制》中有“待制”一职,而无“待诏”。按“制”与“诏”的区别,则“待制”相当于政府常设机构的顾问、秘书长一职,而“待诏”则是皇帝私人顾问或秘书长,不在品阶之内,但享有待遇。结合“赐”这一行为对应的官阶及文书名称为“批答”及“诏书”来看,马远这些以绘事供职御前的待诏,主要任务就是为皇帝的诏书提供图像化服务。作为权臣的史弥远获得的《水图》原件应该还有诏文部分,但他显然辜负了杨皇后的厚望。他在宁宗朝、理宗朝独揽相权二十余年,是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奸臣。后世《水图》的藏家可能正是因为史弥远的恶劣行径为世人所不齿,所以会将这件作品归属于杨次山,并剔除了很多与史弥远有关的信息。
李嵩 《西湖图卷》(局部) 纸本水墨 27.2×81.1cm
五、结语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索《水图》到底是一组再现“真活水也”的“状物形”绘画,还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寓意画,表的是君王意。我的结论是显然的,《水图》是南宋宫廷画家,也许是马远,或者是别人用高超的绘画技能完成了君上的政治意图。从这个特点来看,元之后兴起的“表我意”绘画在肇始之时与政治寓意画颇有渊源。通过对《水图》一系列问题的厘清,我觉得这其中隐藏着的一些关于南宋的绘画史信息已经初露端倪。其一:南宋画院画家的社会职能以及其受意创作的工作方式;其二:书法入画与宋朝皇室通过图像进行表彰的关系;其三:南宋艺术家在手卷与册页这样的具有连续叙事性的绘画样式中,是如何生产及使用视觉符号的。以上是我在山水画创作中偶得的一些碎片化感知,或有贻笑大方之处,权当一个绘画实践者的猜想罢。
注释:
(1) 方闻《分界与关联——中国绘画史五讲》(2014年10月《清华大学讲稿》“中大讲一”,P7,“状物形”绘画的流变与“终结”)
(2) (宋)郭熙著,周远斌点校《林泉高致》(山东画报出版社,P41,2010年8月第1版)
(3) 参考元吴师道著,邱居里、邢新欣点校《吴师道集》(浙江古籍出版社,P107,2012年10月第1版)
(4) 参考启功著《启功丛稿》(中华书局,《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1999年7月第1版)
(5) (宋)郭熙著,周远斌点校《林泉高致》(山东画报出版社,P41,2010年8月第1版)
(6) 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志八》(中华书局,卷一百五十四,P3582)
(7) 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志八》(中华书局,卷一百五十四,P3588)
(8) 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志八》(中华书局,卷一百五十四,P3592)
(9) 引自(宋)王明清撰,田松清校点《挥尘录》(上海古籍出版社,P46,2012年12月第1版)
(10)同上
(11)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传一》(中华书局,卷二百四十三,P8656)
(12)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传九》(中华书局 ,卷三百六十五,P11395)
(13)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传十五》(中华书局,卷四百七十三,P13765)
(14)引自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老子道经第四十二章”,P174,1984年11月第1版)
(15)引自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哀公七年,P1641,1981年3月第1版)
(16)引自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襄公四年,P938,1981年3月第1版)
(17)引自(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一篇下,P569,1981年10月第1版)
(18)参考胡阿祥著《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一版)
(19)引自慕平译注《尚书》(中华书局,《禹贡》篇,P52,2009年3月第1版)
(20)引自慕平译注《尚书》(中华书局,《禹贡》篇,P56,2009年3月第1版)
(21)引自(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卷一,“马融注五帝本纪一”,P27,1959年9月第1版)
(22)参考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职方氏》(中华书局,P702,2014年2月第1版)
(23)引自黄侃批校《黄侃手批尔雅义疏》(中华书局,释地,P835,2006年8月第1版)
(24)引自(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卷二十六·淄水,P597,2013年1月第1版)
(25)引自(北魏)郦道元,陈桥驿译注《水经注 卷四 河水》(中华书局,P27,2016年3月第1版)
(26)引自(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卷七·济水,P177,2013年1月第1版)
(27)引自(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上,P6335,)
(28)引自(宋)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凤凰出版社,卷二·夏书,P47,2010年1月第1版)
(29)引自(汉)司马迁撰《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卷二三至卷三0,1959年9月第1版)
(30)引自(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晋书》(中华书局,卷八十二,P1090)
(31)参考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卷十,P233)
(32)引自(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篇上,P58,1981年10月第1版 )
(33)引自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韩愈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卷二十五,碑志二,P465,1997年)
(34)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志·第四十五》(中华书局,P2293)
(35)参考(元)脱脱等撰《宋史·志·第四十八》(中华书局,P2358)
(36)引自《全唐诗》(中华书局,第九册,卷五五0,1999年1月第1版)
(37)引自《全唐诗》(中华书局,第四册,卷二二六,1999年1月第1版)
(38)引自王斐译注《山海经译注》(上海三联书店,P320,2014年1月第1版)
(39)引自王斐译注《山海经译注》(上海三联书店,P371,2014年1月第1版)
(40)引自(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
(41)引自(宋)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凤凰出版社,P60,2010年1月第1版)
(42)引自(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志第二十三,P3515)
(43)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传·第十五》(中华书局,P13756)
(44)引自(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卷六,P278,1994年8月第1版)
(45)引自(元)脱脱等撰《宋史·志·职官二》(中华书局,P3811)
本文原标题为:“马远《水图》与南宋的理想国”,首发于《美术研究》20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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